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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范以锦我是报人报格不可丢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22 20:59:20 阅读: 来源:熔点仪厂家

我是什么,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

我们先谈谈“是”是什么的问题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里,“是”指的是夏至时分太阳走到空间的基准点上。由此,“是”引申出“正确”、“善”等含义。《淮南子》中有“立是废非”的说法。“是”还意味着“遵从、以之为法则”,《荀子》中有“不法先王,不是礼义”之语。

我们已经很少谈及“是”的上述含义了。尽管,“是”也许是我们使用最多的汉字。我是教授,我是政协委员,我是商人,我是官员……当人们习惯用这样的句子向别人介绍自己,却往往忘记了“是”字之前,是一个方方正正的“我”,而“是”字之后,是这些称谓应该正确遵从和恪守的职业法则。

这也就是南方周末为何以“我是”为纲,来编辑这一期报纸。我们让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来阐释“我”,更阐释他们的人生规则。他们或是“兢兢业业”,向内寻找本职工作的意义;或是“不务正业”,向外拓展人生价值的外延。无论向内还是向外,他们都在遵照内心的信仰和规则,确立自己的“是”,写下大写的“我”。

我是什么,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。

范以锦:南方日报原社长,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 (刘春霞/图)

现在都在讲“转型”、“突围”,“转、突”,不是以牺牲报纸的格调、牺牲良好的报业文化为代价。丢失了报格、离开了根基,即便是报业大厦也会轰然倒下。

2013年,是报人焦躁不安和陷入深沉思考的一年。

生存环境空间的压缩,报纸不得不进行艰难的突围和转型。这里只是特指传播技术发展引发的报纸危机。互联网新技术的兴起到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经历了多年,纸媒“严冬论”、“拐点论”也争论了好几年,而报纸的真正危机2012年才体验到。2013的困境更是多年来少有,连一些强势的市场化媒体也叫苦不迭。“转型”成为媒体圈里的热词。纸媒的这种经营困境外界不了解,或者不太容易理解。相反地,媒体的道德问题却在沸沸扬扬中被外界广为传播。最有戏剧性的是陈永洲事件,从对执法程序的质疑,到对媒体职业操守质疑的颠覆,加上几个类似事件的连续披露,个案升级为整个行业的污浊。

陈永洲事件的真相最后如何,相信有关部门会有一个结论,笔者不能妄加猜测。如果最终证明他的确拿了50万元,这虽不是媒体的孤例,过去有,也许今后还会有,但我依然要说,这毕竟是媒体圈里的极少数人的丑行,不要把整个媒体行业都抹黑了。总体来说,媒体的道德处于全社会的中上水平。因此,当媒体发生“50万元”这样的案例时媒体人都会大吃一惊,社会舆论也会强烈谴责。绝大多数媒体人容不得败类沾污我们的职业称号,国家和民众也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。谁叫我们是媒体人呢!媒体人得有媒体人的样子。

媒体人是什么样子?社会赋予我们媒体人很多职责:我们是无冕之王;我们是社会了望者、公共利益的守望人;我们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正因为我们行使着神圣的使命,正因为社会方方面面期待我们的职责与称号要相匹配,所以一旦媒体发生严重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,社会舆论哗然,也是必然的。我们媒体人常讲监督的责任和勇气,但如果不自省、自律,怎样监督别人?何以理直气壮承担“舆论引导人”的职责?

现在都在讲“转型”、“突围”,“转、突”中,不是以牺牲报纸的格调、牺牲良好的报业文化为代价。无论怎么转,报还在,纸媒不可能都消失,即便转型后的电子报,也依然需要良好的媒介素养去支撑。一份报要打造成品牌,并在转型中往延伸出去的平台上继续收获品牌价值,首先是要打造好报格。有什么样的报格,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品质和品牌价值。

报格与人格是紧密相关的。我手头上保留了一份朱光1964年3月8日写给杨奇的信。信中的第一句就是“别后甚念!”然后对杨奇“仍操旧业,长期专攻一行”表示赞赏。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有深交,但很难想到杨奇曾以极大勇气在报上批评朱光主导的一个重大项目。那是1951年6月,时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兼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记者的杨奇,从通讯员那里了解到广州有机肥料厂建厂工作发生许多错误,经调查核实写成了两千多字的批评稿发往《人民日报》。他原本就认识拍板上这个肥料厂项目的广州副市长朱光,于是明确告知:“朱市长,我要在报上批评你。”朱光未求情,事后也未找人疏通。果然,8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二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批评报道。后来,朱光写了一篇检讨刊发在《南方日报》上。一个有批评的勇气,一个有坦诚面对批评的胸怀,他们还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朱光调离广东北上后常念及杨奇,因此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充满深情厚谊的通信。朱光已仙逝,杨奇过了九十仍健在。他常和我谈起的就是文人办报、报人风骨、舆论监督等问题。他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但愿广东新闻传媒共同努力,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,坚持弘扬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,国家甚幸!人民甚幸!”

办过多种报纸,从办油印土报到办现代报纸,不管怎么变化,报人的骨气未变——他就是《南方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的主要创办人杨奇。《南方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之后,又有《南方周末》等很有影响力的报纸。尽管后人经常会谈怎样办报,也会创造许多新鲜经验,但不要忘记杨奇等老一辈报人的“勇气、责任和担当”精神。后来的报人的血脉中,流淌着他们播下的“南方基因”。

2014年,乃至更长的时间,传统报业及其报人会面临更大、更多的挑战。常听媒体人说,好几年没有提工资了,而工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。超负荷工作的媒体人自我调侃“女记者当男记者用,男记者当牲口用”。我还是那句话:“谁叫我们是媒体人!”生存的艰难,不应成为道德失守的理由。也有人认为,在各种利益角逐面前,难以独善其身。然而,通过陈永洲事件,我们可以看出同流合污的风险。倘若被某利益机构所挟制或非正当结盟,最先倒下或者被抛弃的可能就是记者了。

老一辈留下的“基因”不能流失,良好的文化需继承。丢失了报格、离开了根基,即便是报业大厦也会轰然倒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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